我的母亲最讨厌熟悉的人或陌生的人在我面前滔滔不绝地说话，我又喜欢滔滔不绝地回敬别人的话。一看到这样的场合，母亲便会走近我，放下脸皮，骂我：“你不说话，别人不会卖你。”
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她不爱说话，别人滔滔不绝地说话，她可以静静地听上一天，两天。于是，母亲甚感不解地说：“我怎么生了这么两个女儿。”
正是我母亲所讨厌的滔滔不绝地说话，让我认识了他，仲开伟。
那年夏天，我们全班28位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去瑶里白石塔林场实习。那里有茂密的原始森林，还有新栽下去的杉树林。多么好的天然大课堂，我们在那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十五天。
每天清晨，我这个做班长的带领同学们做早操。他们有的站立在林场场部门口的平地上，有的站立在杉树林里，还有一批顽皮的男生一个靠一个地站立在陡斜的下坡小路上，他们形成了一个比一个矮的连环，直通到山里人吃用水的塘边，简直像猴子捞月亮。
老师把我们28人分成了七个小组，每小组四人。每个小组的任务也不相同，有目测树木高度的，有区别树种类型的，有测量林地的。
我被分在了测量林地的小组，带上三个早操最喜欢挨近塘边的男同学。我们选择了一块刚刚刈了山的林地，一踏上去。便闻到了原始森林被砍倒、被烧毁的焦味，闻到了上千年才露面于世，被山民们翻挖开来的泥土芳香。
那三个“猴子”并不急于测量林地，而是在没有被烧毁掉的惨倒在地的大树身上或走或跳，兴奋不已。连绵不断地山峰，每一座山峰下都有那么一大片林地，惨倒的大树何止上百，上千。
我怒吼着：“猴子们，你们跳蹦到明年也跳蹦不完的。李猴子请你站到东边太阳升起的角落，赵猴子请你站到南边太阳正射着的角落。”
我一边说，一边用右手指方向。剩下的余猴子站在我身边架立起罗盘仪。工作就这么开始，我绘图。
森林里，顽皮的猴子都顶聪明，这三位同学也一样。他们只要早一点测量完这片象女人裙子形状的陡斜林地，就可以在大树上玩耍，还可以翻拆罗盘仪，拆开了，再把它装好。
眼前一切事物的发展，按照聪明“猴子们”的想法在进行着，但后果呢，拆开了罗盘仪一直没有装好。反正有的是时间，林地测量完了，图也绘好了。
我捧着打开的绘图夹坐在一棵年龄约有百岁的香榧树的尸体上，骂那三人猴精自作聪明。
我的身后有一条一米八宽的防火道，防火道的上面是残留下来的原始森林。就是从那里传来了两位大男人的哈哈大笑声，一个说：“有意思吗？”另一个说：“挺有意思。”
我回头一望，那不是每天早上坐在林场场部里吃着早餐，看我们做早操看得发笑的两个人吗。
他俩向我们走来，并弯下腰很感兴趣的看三个顽皮的同学在安装罗盘仪。其中一位走近我，也坐在香榧树身上，他非常温和的问我：“可不可以看看你绘的图？”
我点点头，把绘图夹递了过去。
“这是你绘的图，绘得真好，你叫什么名字？”
“刘羽。”
“名字真好听。”
“那你们叫什么名字？”
“我叫仲开伟，他叫曾智勇。”
“你们的名字顶好听的。你们不像乡干部，是地质队的吗？”
“不是地质队的，是林业局的。我们像地质队的吗？”
“像，很像。因为你们身上仍有学生派的干部味道。”
“谢谢，刘羽，我很喜欢你这样看我们。”
“你们俩为什么天天都要看我们做早操，还喜欢坐在那里笑我们，我们很好笑吗？”
“当然好笑，一群可爱的猴子，森林里的猴子。”
“仲开伟，你们当学生的时候，也到过高山林区实习吗？”
“我们实习的地方，那可高呢。”
“有这里高吗？这里可是全市最高的山，白石塔林区一千七百米。”
“哈哈，一千七百米也算高，神农架三千至四千米，我们实习地点常在那，那才是大林区呢。”
“神农架？”
“对，神农架，很像女人的那种山。”
“像女人的山？什么样的女人？”
“就像你一样。”
“像我？你把我比作神农架，那么野蛮的大山！我生气了，我不理你。”
我从香榧树上站起身来，向三位同学那里走去，仲开伟紧追我身后向我解释说：“刘羽，刘羽，听我把话说全面。神农架是一座很美很美的大山，它的许多山头像蒙古的草原，那么辽阔，一片绿色，可以牧羊。神农架山上的每一棵大树，嫩绿的叶子像灌满了油那样翠亮，四季常青。神农架真像一位慈祥、丰满的母亲躺睡在神州大地上。”
“哇！那么美丽的神农架呀，我真想去那里，猴子们，你们也想去吗？”
“想！太想了。叫老师带我们去！”三个猴子神精质地欢蹦起来，罗盘仪的零件散了一地。
仲开伟，曾智勇，我们一起在芳香的泥土里找出每一件小零件。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这个零件应该按在这，那个零件应该装在那，还真的让罗盘仪恢复到原样。
仲开伟蹲在我的身边，握紧我沾有泥土的手问：“刘羽，你是瑶里的知青吗？”
“是呀。你怎么不问我是别的公社的知青呢？”我笑着问他。
“我很会猜的，刘羽。”
“那你猜我多少岁？”
“二十二，二十三岁。”
“你猜对了。”我微笑地回答他。
“刘羽，你是一位漂亮的学生，你很美，健康的美。”
“我才不美呢，我不苗条。你和曾智勇这么高大魁梧，多像挺直的白杨树啊，所有干林业工作的人都该像你们才是。”
曾智勇说：“要挑选白杨树那样的人来干林业工作，只有到西伯利亚寒冷的苏联边境去贴招人广告了。”
仲开伟笑着说：“林业局有你一个假苏联人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去西伯利亚拉帮结派把你的假亲戚们全拉进林业局。”
白杨树引起他俩这样的对白，笑死我们了。
正午的阳光随伴我们六人行走在森林的小路上，我和三位男同学放开噪音高唱：
“我们走在森林的小路上，步伐不齐却斗志昂扬，毛主席喜欢的林业学生，跳进林海才能成长。向前进，向前进，高山路陡不能阻挡；向前进，向前进，一切野兽全部吓跑。
我们走在森林的小路上，小鸟飞来，猴子呆望，我们是一群实习的学生，学好本领建设国家。向前进，向前进，原始森林是我们的课堂；向前进，向前进，向着顶峰的方向。”
嘹亮的歌声在森林里回荡，绵延不绝，余音袅袅。
第二天，第三天……乃至一年里，没有见到过他。


我同林业局许技术员每天早出晚归，来回在长明大队的大山里。那里的山民不像白石塔林场的山民光造林，不种田。当然，白石塔林场也有一个种田队，坐落在斧头山下的那个队。那个队以种田为主，又造小面积的林。而长明大队七十多个小队，队队这样，以种田为主，造小面积的林。不同的是七十多个小队只有丰坑村和江家下村是人口较多的队，而六十多个小队都是户不足十，小到一户的村子。
正是这样的山里，出了两名了不起的人物，让我们活着的人永远都要缅怀他们。一位是叫土老的老汉，他住在山里面的山里面，他为陈毅的部队送信，为防止国民党的兵抓他，并搜出那封信，他把腿肚割开，把信用不透血的树叶包了，塞在腿肚里，再缝合好。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请他当县长，他就是不肯去，坚决不下山，一直到死也守在那大山里。
还有一位住在叫小屋里山沟的妇女，是风娣娘的妈妈，别人都这样叫她，我也这么叫她。那个风娣娘的妈妈也是为陈毅的部队送信，被国民党的兵抓住了，要她说出信在哪，叫她送信的人是男是女，那个人又藏在哪？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模样？风娣娘的妈妈什么都不回答。信，可能被她吃了，因为怎么搜也搜不到。用刑，她也咬着牙挺过来了。后天她手脚带着铁铐，铁链，被国民党的兵押出了牢房，押到了瑶里至内瑶那条路面最高处。她挺着大肚子，肚子里有她七个月未谋世面的孩子。枪响了，她倒在血泊中，鲜血染红了路面，染红了路边每一棵小草。
这位伟大母亲其他的几个孩子呢，至今仍住在叫小屋里的深山沟里面，种田，造林。
测量长明大队小面积的林地，较比测量大面积的林地要艰难得多。小面积的林地四周有竹林，有杂草灌木林，而且诸多通往刈了山的林地的小路多半不像是路，因为山里人就是在没有路的山里面也一样爬走如平地。我没有练到那个本事，许技术员练到了。所以，我每天受伤，每天受伤，不是跌倒，就是划破了这里，那里。
半个月都过去了，我和许技术员还没有测量完长明大队山农们刈的林地。
那天下午，天灰蒙蒙的，像要下雨，我们决定早点收工。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快到公社院门口，我瞧见了他，瞧见了他。我飞奔过去，大声呼喊：“仲开伟，仲开伟。”
近前了，才发现一辆吉普车停在公社门口。孔书记笑眯眯地说：“市林业局的副局长吴启才坐在车里。”
那个年代的局长，不是老革命就是土改时期的功勋。老革命吴局长眯起一线缝的小眼睛说：“你就是刘羽吧，不错，不错，全市唯一的女林业技术员，好好干。”
“吴局长，你好。”我笑着跟车里的吴局长打招呼。
仲开伟站在吉普车的旁边，他转过身来，决定等一下再上车。
他一眼就看见我的脸上被荆棘划破了一道，他用右手轻轻抚摸那道伤痕问我：“痛吗？”
我摇摇头说：“不痛。”
他仔细地端详我，用右手撩开我的童发头型的留海，发现了前额头上那道伤痕比脸上的伤痕还要厉害，他用颤抖的手轻抚那道伤痕又问：“很痛，是吗？”
“不痛。”我又摇摇头回答他。
他嘴角弯弯像上弦的峨眉月，眼睛里全是怜爱的目光，那种怜爱的目光多像童年里，带了我七年的保姆奶奶的目光。那位奶奶十分疼爱我，可我在共大林学班毕业那年，她离开了人世。
他又低下头来发现了那只被锋利的树桩扯破了的布鞋面，忙蹲了下去，用双手抚摸我脚问：“脚受伤了吗？”
我又摇摇头说：“没有”。
他站起身来，声音像春风般温暖：“刘羽，上卫生院去上点凡士林药膏，就不会有伤疤的，知道吗？”
我点点头说：“知道。”
他拿起我脖子上红围巾的一角说：“围巾真好看。你在公社习惯吗？”
“习惯。”
“量山很累，是吗？”
“是，很累。但很愉快。”
“以后上山小心点，走慢点，知道吗？”
“知道。仲开伟，仲科长，我谢谢你。”
“别说。”
我就真的不说了。他握紧我的双手说：“刘羽，我要走啦，要陪吴局长去别的公社。”
“你什么时候再来呀。”
“我哪知道呢，也许下个月吧。刘羽。”他温柔的声音陪着他钻进了车内。
车，开动了，车尾扬起一卷又一卷旋风般的灰尘。
我站在灰尘里，不肯移步，多想抓住稍纵即逝的时光。
我的房门口，又放着一只竹外套的热水瓶。这半个月以来，我量山回到公社，竹外套的热水瓶就这么静悄悄地立在门口。
晚饭过后的公社食堂一片肃静。我记得量山的第一天回来，我去食堂打开水，那个名叫香俚的食堂阿姨没有好脸色的对我说：“开水早就没啦，你要洗脸、洗脚就到瑶里的河下去洗，就是洋桥下面的河边。”我想，天热的时候是可以的，可眼前马上就要冬至了，也要到河边洗脸洗脚么？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一个女人，年轻的女人。
面对那个在食堂做事的阿姨，我没有回应她一声。心想，大概她从娜里得知，我的成分表格里是工商业的后代，资本家的儿女。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重成分的年代。而她的成分一定很好，所以才这样耀武扬威，指手画脚指着外面那冰冷的河水。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喊她阿姨再也不搭理她。她就是一个无知、粗俗、势力眼的小人。
门口，这个竹外套的热水瓶是仲志明放在这里的。他可以去食堂拿两个，三个。那个叫香俚的女人常常是满面春风地喊：“仲书记，仲书记。”
我很累了，坐在椅子里轻轻地喘气，我从头到脚全沾满了山林里枯树枝，枯树叶的灰尘，那是几千年积攒的灰尘，也只有跳进瑶里的河里才能洗得干净。但这是冬季，不能跳啊。我只有节省地用热水，不节省地用冷水，掺和着用。
有人敲门了，是仲志明。我说，我在写信呢，写给父母。他瞧见了桌上有一支笔，还有一张空白的信笺。他从对门张主任的房间拖来一只凳子，坐在我面前似笑非笑地说：“你想逗我聪明的仲志明吗？世上有比你大一轮的父母吗？仲科长是你的父母吗？你想给他写信。”
他站起身来在我房里走了几步又坐回到凳子上，假装气鼓鼓地说：“我今天在楼上看见那个仲科长摸你的脸，摸你的头，动你的红围巾，深情地望着你说话，你全依着他。他是你心中的帝王吗？你是他心中的爱妃吗？”
“什么帝王，爱妃的。我的脸被树枝划破了，头上也有划破的伤痕，他在关心我，就像你每天都放一个热水瓶在我房门口一样。”
这样一说，他立马起身也像仲开伟那样用手抚摸起我的脸，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学他说话的怪腔：“狡滑的仲志明，这脸有什么好摸的，过几天伤痕结了壳，壳掉了，不就好了吗。回你下放的地方去，到你二楼狗窝里去。”
我们嬉笑开来，也打闹开来。我拉着他的衣袖拖他出去，另一只手拿起他从张主任房里带来的凳子，一古脑儿地全推进了张主任的房间，我转身跑进我的房间。他一阵风追来，紧紧抱住我喊：“我赢拉，你输啦。”
“救命啦，张主任，他要害死我，救命啦。”我倒在他怀里假装死去。他却轻轻地在我手上吻了一下，赶紧放下我溜到了张主任的火盆边，同张主任一起烤火，聊天。
我轻轻把门关上，扣上内锁，嘴里一个劲地骂他，坏仲志明，死仲志明，我就要写信给仲开伟，就要写信给仲开伟，怎么的。
我在信笺上竟写下了这么一句句，一行行；尊敬的仲开伟，你是我的恩人啊。倘若没有你的推荐，今天的我还在生产队拿工分，在蹉跎岁月里，继续一事无成。我学了林业，一定会把终身献给林业事业。我多想坐下来与你促膝交谈，可你忙得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真遗憾啊，我们站在公社门口，就那样匆匆忙忙地分别了。你感到遗憾吗？我感到十分痛心和遗憾的。
在“的”后面，全部用阿拉伯针图案画满。
我就把这么一封信，寄往了市林业局，寄给了仲开伟。


真的感谢上天，我悬着的那颗心终于回移到了它的原位。我不用回生产队了，这两年的书没有白读，尽管是社来社去又回到了瑶里公社，但人却起到了质的转变，由挣工分变为每月工资30.5元，职务是公社林业员。一个公社只能有一个林业员，为什么瑶里公社能容纳两个林业员？而那个年龄近50岁的老林业员，他与我相同的工资却要养活一家人，老婆儿女。我的担心又缓缓升起，担心总有一天，公社又要让我重回生产队务农或当民办小学教师。
我有了一间宽敞明亮的大房间，窗外围墙内种有花草、树木。对门住的是公社工业办的主任，一个50岁左右的本乡人。他每天咳嗽不止，背也弯了，一看就知道是苦大仇深的农民出身。我很奇怪，瑶里是个林区，农田虽然也不少，哪来的工业呢？我问他：“张主任，瑶里的工业是什么？”
他咳嗽了两声回道：“三矿区里，白石塔山里，发现有钨矿。”
我又不解地问：“钨矿是国家的，公社怎么能动它。”
他又咳嗽了两声回道：“地盘是公社的。”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问下去，这跟我无关。
张主任很怕冷，十一月的天气，他的房间里天天都有一大盆很旺的炭火。我站在他的房门口通身暖融融的。他很客气地叫我进去烤火，他还说，一个人也是烤，两个人也是烤，他的火盆边可以围坐四五个人。他不嫌人多，倒希望有很多人给他增添热闹。
“一个人也是烤，两个人也是烤。”这样的言语，让我想起了书中描绘远古时代吃人的海盗。但他不是。
公社里静悄悄，因为下面的干部没有来开会，也不是天天都有会开。
我坐在火盆旁烤火，张主任在一边咳嗽，一边收拾房里的东西。我听见有脚步声向这边走来。啊！一个陌生的男人以风一样的速度坐在了我的对立面。
“哇！真暖和。”他微笑地跟我说。他头戴一顶有棕色绒毛边的棉军帽，从头到脚都挺精神，尤其是白皮肤的脸上那挺直的鼻梁和闪着亮光深陷下去的眼睛，加上得意的微笑，让你觉得他就是个霸气十足的男人。
“你戴着棉军帽，穿着军大衣，你是从部队上转业来的？”我问他。
“哈哈，连我是谁，你都不知道？我是钟志民，响当当的钟志民！”
“什么，你就是报纸上刊登的那个率先站起来用实际行动反对高干子女搞特殊化，进了军大学，又从军大学里退出来，主动回到农村的钟志民？”
“是呀，不像吗？”他问我。
我惊得一下子站立起来并开始仔细地打量起他来了。我在他脸上搜到了他的年龄，便又惊叫起来：“不对！绝对的不对！你不是钟志民，不是！报纸上的钟志民才二十几岁，跟我的年龄相仿。可你呢，你有三十多岁，你的年龄应该比我和钟志民的年龄大一轮。大一轮是多少，知道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我一口气报完了全中国人都有的生肖。
我还站着，似乎不愿坐下，不愿坐在他的对立面。
他抬起对来，一脸的笑容说：“真是学林业的啊，全中国人的生肖，你就像数大树那样，一下子就数完啦。坐下吧。”
我偏不坐下，问他：“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是学林业的。”
“我是下放干部，一个极普通的下放干部。”
“下放干部有什么了不起，把我当成山里的小猴子耍。”
我起身回到对面自己的房间，把门轻轻地带上，找出心爱的口琴，坐在窗前，背对着房门，吹起了《我的祖国》这首歌。此时，门缝里竟也飘来一个男人低沉的波浪音跟唱起这首歌，慢慢地到了歌的后一段，那个男人竟用激昂、动听的男高音完美地结束了这首歌。
是谁？那是谁？是谁在伴我的琴声歌唱？我把门打开，是他背靠着我房门口的墙，还在用脚步很有节奏地拍打着地面。
我轻声地说：“是你呀，假钟志民，你为什么还不回你下放的地方去？”
“我下放的地方就在你的楼上，很近。”他翻滚着眼球，微笑地回答我，并用右手往上一指。
张主任上前解释：“他是我们公社的副书记，名叫仲志明。”
我皱起眉头，再次注视他：“也叫钟志民。”
他歪起脑袋，得胜地笑着说：“当然叫钟志民。一字之差，报纸上的那位钟志民，是人民的民，农民的民。而你眼前的这位仲大哥，是明亮的明，是美好明天的明。”
他大大方方走进了我的房间，说一声“真整洁”，转身就出去了。我听见他在走廊里自己跟自己说话，他说他的房间简直是狗窝。
我站在公社院门内左侧花圃边上，早晨的太阳把它体内最美的红色涂在我的脸额上。
我穿着黑色的工作服，还有一件蓝色的工作服被压在箱底。我特意找到市里那个手艺很高的裁缝，量身定做。这两件工作服可以罩棉衣，也可以罩毛线衣，还可以当衬衣穿。那个手艺很高的裁缝其实并不难找，他与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挤住在城市里的一个小阁楼上。我唯一的姑母，曾经被人称为镇上最漂亮的女人，就住在裁缝的隔壁。我一米六八的高个，只要站在楼上往上一跳，瓦片便会飞落下来。姑母的岁月里记载了她是资本家屋里的太太，所以被勒令到“五·七”干校，养鸡、做饭。
我的母亲不明白我为什么喜欢黑色与蓝色，我告诉她，我工作的地方是瑶里的山上，每天看见的是林海。我从母亲藏布片的大抽屉里找出大红颜色的毛线，大团，小团，连最小的小卷也不放过，把它们全装进了我绿色的背包。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把这些粗细不均的毛线织成了一条长长的围巾，围巾的长度足可以在我的脖子上绕一个圈，又一个圈。我面对办公桌上那面小小的圆镜，发现围巾上钩出的阿拉伯针的图案真的好看。阿拉伯的文字知道吗？弯弯曲曲，很粗的洋线条。那时的女知青，织的毛衣都是平针或上下针，唯有阿拉伯针的图案最赶时髦。
我就是围上这么一条大红颜色的，有阿拉伯针图案的围巾立在瑶里公社最权威的孔书记面前，听他下指示。看上去，他比仲志明大十岁。他不戴棉军帽，也不穿军大衣，穿老百姓平常穿的衣服。他对谁都是满脸的笑容，的确和蔼可亲且身材高大。他才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先是当公社的武装部长后又提拔为书记，公社的一把手。只要是下乡，他都要背上一杆枪，随同他一块下乡的干部个个觉得很光彩，书记当警卫员，乡干部们倒成了首长。
孔书记笑着对我说：“刘羽，市林业局营林科的仲科长来电话了，现在是冬季，全市各乡基本上完成了刈山任务。刈了的山马上就要栽杉树苗。而刈了的山不赶紧测量面积又怎样能算出该付农民和山民多少报酬呢。林业局测量队人手就那么几个，全下去了，分派到我们瑶里的也只能是一个。仲科长说叫刘羽也上，她能量山会绘图。你可要感谢仲科长啊，是他向我推荐了你，说是去年你们在白石塔林场实习。他还夸我们公社推荐了知青去共大林学班，不像有的公社派去读书的是没念几年书的小农民。”
由此，我想到了全班二十八位同学，知青只有八人。
由此，我想到了绕南村那位代表全市农民见过毛主席的女书记，她也是我的干娘，是她从公社开会时带回一份表格，叫我快填好，读书去。
由此，我想到了为什么全市的公社里每个公社只有一位林业员，而只有瑶里公社能容纳两个林业员。原来，我要感谢的上天，竟然是他，仲开伟。
我真想见他，真想牵着他的手，在瑶里的高山上狂呼：“皇恩浩荡，皇恩浩荡！”
此时，从我身后传来好听的口哨声，那是在吹南斯拉夫的一部电影《桥》的主题曲。
我回转身，看见仲志明就站在公社的二楼他房间的窗口，那么兴奋地吹着这首挺有节奏的歌，我用平静的目光注视着他，心里想着的却是与他同姓的一个人，仲开伟。


清晨，我在房间里整理着要带去长明大队的衣服，还有小物品，梳子、小圆镜、针线包、小本本、小铅笔。
仲志明进来了，他在我身边低声地唱着《桥》的主题歌：老朋友再见，老朋友再见，老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你要去爬山，分工不同各在一方。
我非常高兴地接着唱：“我要去林海，那里有我的事业。”
他又唱道：“老朋友再见，老朋友再见，老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不要忘了我，你的青春驻我心间。”
我又唱道：“请你等着我，我们一起把歌儿编。”
许技术员走来喊：“刘羽，我们走吧。”
“好的，我来啦。”
我和许技术员背上行装，抬头望望灰色的天空，走下公社的台阶。迎面走来了两位同样背着行装的人，每人背上都背有长脚的罗盘仪。他们大声说话：“小许呀，你要去哪个大队呀？小许呀，我们是乘早班的车来的，来晚了就碰不着你啦。”两个人同时说着不同的话，许技术员全听进去了。
小许介绍说：“这是刘羽，公社林业员，我们准备去长明大队，下星期去罗源、梅岭、寺前等大队，测量队的人马全来了就去白石塔。”
接着小许又向我介绍那两位同时说着不同话的人：“这位何兴强，林业局测量队的。这位付气美也是林业局测量队的，他是一九五八年华南林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是林业工程师。”
这时，专管公社农林的副社长占地潮也赶过来凑热闹，他笑呵呵地说：“哇！技术人员赶集呀。”
何兴强说：“是仲科长把我们从别的公社抽调来的。”
占地潮马上指着我说：“刘羽呀，你就别去量山啦，白石塔林场的年终表彰大会，你就作为公社代表去参加吧，明天就去。”
于是我背着行装，向测量队的队员们招招手。他们一起微笑着向我招手，多么可爱的林业工作者啊，他们马不停蹄地向森林里走去。
上白石塔林场场部，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从瑶里出发行至八里地到绕南村，从绕南村淌河过去到巍峨的芭蕉山脚，再从山脚下起步，往上爬至十五里， 到了芭蕉山的脖子口拐弯处，直往里走，走完三里高山上的平坦小路即到达了白石塔林场场部。
还有一条路，从瑶里出发向二矿区、三矿区挺进，再从三矿区的一条小路上山。小路虽只三里，但路陡斜，极不好行走，小路中段又有一条三米长的独木桥，桥下是悬崖，曾有一个壮实小伙，肩扛一木，从独木桥坠落崖底，葬送了性命。
我还是选择了走大路，这条大路有三十多里长，是20世纪60年代末从全市各乡抽调大批人马修建的战备公路。路一通，路两边的原始森林被木材公司设立在瑶里的一个加工厂年年砍，年年运。七年了，还在砍，还在运。正是这样，才让我可以搭去加工厂的便车。搭上便车，很快，在三矿区下了车；很快，爬上了陡斜的小路；很快，来到了丧命的独木桥。我一点也不害怕地过了桥，站立在白石塔林场场部。我真佩服自己风一般的速度。
林场场部静悄悄，只有一个老伙夫。矮小瘦弱的伙夫告诉我，他们全在斧头山脚下的种田队开大会。
我觉得自己的智商简直为零，昨天为什么不打个电话来林场问问会场场址在那里。我不得不顺着山民们指引的方向，翻过眼前一座大山，爬呀爬呀，到了山顶又顺着弯弯曲曲下山的小路下呀下呀，下去转弯，转弯下去，一直下去，一直转弯，就到了斧头山脚下的种田队。那个大炮书记和那个成天不说一句话的副书记，对我这样直升下降的路行笑得稀里哗啦，炮声阵阵不停，闷雷连连不断。大会都结束了，我还是代表吗？
如果早知道开会的地址，就不用翻山又越岭，只需从绕南村后面行走五里小平路就到了。
我跨进厨房，乱七八糟的剩菜吃了又吃，仿佛这样才能填满智商的空白。
大炮书记和那个不爱说话的张书记热情地邀请我明天同他们一起去林场场部住上几天，今晚呢，就在种田队的一位山农家过夜。我一口答应。
那位操着一半本地话一半广东话的大妈对我说：“小刘，被子我帮你铺好了，你就睡在那间房里。”
我随她进了房间。房间小小的，四面是土墙，床里墙边糊上一长条报纸，以防被子会染上泥土的黄色。床头小方木桌上，有小孩在纸面上画的小太阳、小草、小树，还有大头小脚的火柴人。我问她：“是你两个孙女画的吗？”
那两个小女孩正紧靠她的左右。她低下头来，抚摸着两个小女孩的头说：“这是我的两个女儿。”
我又看见另一间房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站在椅子上钉窗户上的木板，又问她：“那是你的大儿子吗？”
大妈望着那个钉木板的男人说：“他是我的丈夫。”
我懵了，我傻了。问的话全是意想不到的回答。我想，这个大妈一定恨死我了。我想到了我的母亲为什么讨厌别人在我面前滔滔不绝地说话，我又喜欢滔滔不绝地回敬别人的话。可我没有滔滔不绝地说话，我只是顺便问了两句。母亲不在我身边，我却听到了母亲在骂我。我连声向那个大妈道歉：“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些话。”
“没关系。”
大妈越不介意，我就越是过意不去。
那个大妈领着两个小女孩去了另一间房里，钉木板的声音也歇了下来。我坐在床边，一点也不想睡，虽然爬了一天的山。
大妈进来了，手里还端着一个大茶杯，她叫我喝茶。我接过茶杯放在桌上。我不说话，不敢再说话。
她说话了：“我姓郑，种田队的人都喊我郑老师，我就在种田队当民办小学老师。原来呢，也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在广东省的一个山沟里，也是当民办小学老师。我爱上了一位在县里当干部的男人。那个男人是个英雄，战争年代里枪林弹雨里冲冲杀杀，一身都是伤疤，就是没有文化，一个字也不认识，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好。我就是爱他，同他结了婚，但他身体很不好，死了。我带着他的骨灰，来到了他的家乡——种田队。我本想回广东，但我迟迟不走，其实就是不想离开种田队。这是我所爱的男人的家乡。他是爱家乡才去打仗，才会负伤，他的骨灰也回到了家乡。我下决心，不走啦，坚决不走。我在种田队住了下来。现在这位丈夫他那时很年轻，经常帮我担水、劈柴、挖菜地，上山砍柴给我。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他也不成亲，我们便成了夫妻。我快五十岁，他才三十多岁。”
“你深爱着那个英雄，英雄死了，你决心与他的英灵相守，才跟了这个理解你、同情你的男人结了婚。”我还是开口说话了。
郑老师点点头说：“是这样的。”
她马上又转过话题：“这里有个女知青，跟我一样喜欢当兵的，她跟那个在白石塔知青点带队的一位转业军人结了婚，你认识她吗？”
“以后会认识的。”
那一晚，我睡在郑老师家，梦见了年轻时的郑老师同她深爱的男人在广东的县城里行走。
种田队的河水哗啦啦地从两边都是田埂的河中流过，不像二矿区、三矿区里的河水轻荡荡地从一边是高山，一边是公路的河中流过。但它们的流程都是一个方向，它们或唱歌，或欢呼，只是你听不懂。轻荡荡的河水，哗啦啦的河水，它们唱着，欢呼着，似乎在说：快呀，我们去大海，我们向大海奔去。
河水是女人，大海是男人。
太阳爬上斧头山顶，脸上绽放出万道光茫，那是太阳的笑纹，它在笑：昨日一个女子满头大汗，斗志不减拼命翻爬，从大山的那边翻越到了这边。今晨，一大帮人排成蛇形，又从大山的这边翻爬向大山的那边。
年轻的，从部队转业回来的民兵连长背一杆枪走在前面，大炮书记，沉默的张书记，白发苍苍的方场长，林场会计大刘，林场出纳小吴，还有我，还有黄家、西边、屋基场、内屋基、内坦、场部等六个造林队一百多位受表彰的山民，浩浩荡荡，组成一支登山大队，向林场场部，向大山顶峰攀登而去，向拥有五万亩山场的林海奔去。


爱一个人，又能与这个人相守到老，那真的是人世间最大的幸福。
所爱的人，不是你的丈夫，又怎能与你相守到老。明知他们都不能与你相守到老，你仍然坚信，心中对他们抹不去的爱一定会与你相守到老。
因为，你永远忘不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下放期间，是他们给了你欢乐，给了你关怀，给了你男人的情怀。他们是你真挚的朋友啊。什么是真挚？亲密、诚恳。
在人来人往茫茫人海中，他们不仅看重男女之间的儿女情长，更看重他们对事业由衷的热爱。他们一直努力地向着顶峰的方向攀爬，前进，前进！
终归，他们不是常战常胜的将军。
但，年纪不饶人啦，事事也有不如意呀。他们终于还是累了，或心有压抑，或重病缠身，先后地，焦头烂额地倒下。
你为他们的离去，难过伤心。
你无数次地仰望星空，无数次地在寻找……
原来，他们全在那里，天上。
天上，大风起兮，云飞扬，魂兮归来！
天上，人间，爱与你相随。
但你不喜欢这样悲悲切切地相随，不喜欢，大风起兮，云飞扬，魂兮归来也。
于是，你拿起笔，要把他们记录在书里，让他们在书中复活，复活。让一代又一代喜欢看书的人看到他们，他们在书中永垂不朽，万古长青。
这样，你才觉得，爱与你相守又相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