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我在房间里整理着要带去长明大队的衣服，还有小物品，梳子、小圆镜、针线包、小本本、小铅笔。
仲志明进来了，他在我身边低声地唱着《桥》的主题歌：老朋友再见，老朋友再见，老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你要去爬山，分工不同各在一方。
我非常高兴地接着唱：“我要去林海，那里有我的事业。”
他又唱道：“老朋友再见，老朋友再见，老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不要忘了我，你的青春驻我心间。”
我又唱道：“请你等着我，我们一起把歌儿编。”
许技术员走来喊：“刘羽，我们走吧。”
“好的，我来啦。”
我和许技术员背上行装，抬头望望灰色的天空，走下公社的台阶。迎面走来了两位同样背着行装的人，每人背上都背有长脚的罗盘仪。他们大声说话：“小许呀，你要去哪个大队呀？小许呀，我们是乘早班的车来的，来晚了就碰不着你啦。”两个人同时说着不同的话，许技术员全听进去了。
小许介绍说：“这是刘羽，公社林业员，我们准备去长明大队，下星期去罗源、梅岭、寺前等大队，测量队的人马全来了就去白石塔。”
接着小许又向我介绍那两位同时说着不同话的人：“这位何兴强，林业局测量队的。这位付气美也是林业局测量队的，他是一九五八年华南林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是林业工程师。”
这时，专管公社农林的副社长占地潮也赶过来凑热闹，他笑呵呵地说：“哇！技术人员赶集呀。”
何兴强说：“是仲科长把我们从别的公社抽调来的。”
占地潮马上指着我说：“刘羽呀，你就别去量山啦，白石塔林场的年终表彰大会，你就作为公社代表去参加吧，明天就去。”
于是我背着行装，向测量队的队员们招招手。他们一起微笑着向我招手，多么可爱的林业工作者啊，他们马不停蹄地向森林里走去。
上白石塔林场场部，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从瑶里出发行至八里地到绕南村，从绕南村淌河过去到巍峨的芭蕉山脚，再从山脚下起步，往上爬至十五里， 到了芭蕉山的脖子口拐弯处，直往里走，走完三里高山上的平坦小路即到达了白石塔林场场部。
还有一条路，从瑶里出发向二矿区、三矿区挺进，再从三矿区的一条小路上山。小路虽只三里，但路陡斜，极不好行走，小路中段又有一条三米长的独木桥，桥下是悬崖，曾有一个壮实小伙，肩扛一木，从独木桥坠落崖底，葬送了性命。
我还是选择了走大路，这条大路有三十多里长，是20世纪60年代末从全市各乡抽调大批人马修建的战备公路。路一通，路两边的原始森林被木材公司设立在瑶里的一个加工厂年年砍，年年运。七年了，还在砍，还在运。正是这样，才让我可以搭去加工厂的便车。搭上便车，很快，在三矿区下了车；很快，爬上了陡斜的小路；很快，来到了丧命的独木桥。我一点也不害怕地过了桥，站立在白石塔林场场部。我真佩服自己风一般的速度。
林场场部静悄悄，只有一个老伙夫。矮小瘦弱的伙夫告诉我，他们全在斧头山脚下的种田队开大会。
我觉得自己的智商简直为零，昨天为什么不打个电话来林场问问会场场址在那里。我不得不顺着山民们指引的方向，翻过眼前一座大山，爬呀爬呀，到了山顶又顺着弯弯曲曲下山的小路下呀下呀，下去转弯，转弯下去，一直下去，一直转弯，就到了斧头山脚下的种田队。那个大炮书记和那个成天不说一句话的副书记，对我这样直升下降的路行笑得稀里哗啦，炮声阵阵不停，闷雷连连不断。大会都结束了，我还是代表吗？
如果早知道开会的地址，就不用翻山又越岭，只需从绕南村后面行走五里小平路就到了。
我跨进厨房，乱七八糟的剩菜吃了又吃，仿佛这样才能填满智商的空白。
大炮书记和那个不爱说话的张书记热情地邀请我明天同他们一起去林场场部住上几天，今晚呢，就在种田队的一位山农家过夜。我一口答应。
那位操着一半本地话一半广东话的大妈对我说：“小刘，被子我帮你铺好了，你就睡在那间房里。”
我随她进了房间。房间小小的，四面是土墙，床里墙边糊上一长条报纸，以防被子会染上泥土的黄色。床头小方木桌上，有小孩在纸面上画的小太阳、小草、小树，还有大头小脚的火柴人。我问她：“是你两个孙女画的吗？”
那两个小女孩正紧靠她的左右。她低下头来，抚摸着两个小女孩的头说：“这是我的两个女儿。”
我又看见另一间房里，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站在椅子上钉窗户上的木板，又问她：“那是你的大儿子吗？”
大妈望着那个钉木板的男人说：“他是我的丈夫。”
我懵了，我傻了。问的话全是意想不到的回答。我想，这个大妈一定恨死我了。我想到了我的母亲为什么讨厌别人在我面前滔滔不绝地说话，我又喜欢滔滔不绝地回敬别人的话。可我没有滔滔不绝地说话，我只是顺便问了两句。母亲不在我身边，我却听到了母亲在骂我。我连声向那个大妈道歉：“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些话。”
“没关系。”
大妈越不介意，我就越是过意不去。
那个大妈领着两个小女孩去了另一间房里，钉木板的声音也歇了下来。我坐在床边，一点也不想睡，虽然爬了一天的山。
大妈进来了，手里还端着一个大茶杯，她叫我喝茶。我接过茶杯放在桌上。我不说话，不敢再说话。
她说话了：“我姓郑，种田队的人都喊我郑老师，我就在种田队当民办小学老师。原来呢，也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在广东省的一个山沟里，也是当民办小学老师。我爱上了一位在县里当干部的男人。那个男人是个英雄，战争年代里枪林弹雨里冲冲杀杀，一身都是伤疤，就是没有文化，一个字也不认识，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好。我就是爱他，同他结了婚，但他身体很不好，死了。我带着他的骨灰，来到了他的家乡——种田队。我本想回广东，但我迟迟不走，其实就是不想离开种田队。这是我所爱的男人的家乡。他是爱家乡才去打仗，才会负伤，他的骨灰也回到了家乡。我下决心，不走啦，坚决不走。我在种田队住了下来。现在这位丈夫他那时很年轻，经常帮我担水、劈柴、挖菜地，上山砍柴给我。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他也不成亲，我们便成了夫妻。我快五十岁，他才三十多岁。”
“你深爱着那个英雄，英雄死了，你决心与他的英灵相守，才跟了这个理解你、同情你的男人结了婚。”我还是开口说话了。
郑老师点点头说：“是这样的。”
她马上又转过话题：“这里有个女知青，跟我一样喜欢当兵的，她跟那个在白石塔知青点带队的一位转业军人结了婚，你认识她吗？”
“以后会认识的。”
那一晚，我睡在郑老师家，梦见了年轻时的郑老师同她深爱的男人在广东的县城里行走。
种田队的河水哗啦啦地从两边都是田埂的河中流过，不像二矿区、三矿区里的河水轻荡荡地从一边是高山，一边是公路的河中流过。但它们的流程都是一个方向，它们或唱歌，或欢呼，只是你听不懂。轻荡荡的河水，哗啦啦的河水，它们唱着，欢呼着，似乎在说：快呀，我们去大海，我们向大海奔去。
河水是女人，大海是男人。
太阳爬上斧头山顶，脸上绽放出万道光茫，那是太阳的笑纹，它在笑：昨日一个女子满头大汗，斗志不减拼命翻爬，从大山的那边翻越到了这边。今晨，一大帮人排成蛇形，又从大山的这边翻爬向大山的那边。
年轻的，从部队转业回来的民兵连长背一杆枪走在前面，大炮书记，沉默的张书记，白发苍苍的方场长，林场会计大刘，林场出纳小吴，还有我，还有黄家、西边、屋基场、内屋基、内坦、场部等六个造林队一百多位受表彰的山民，浩浩荡荡，组成一支登山大队，向林场场部，向大山顶峰攀登而去，向拥有五万亩山场的林海奔去。